旧鞋子 新鞋子

乾州

　　我快满10岁那年，日本人投降了。7年前从渭南庄里镇八路军一二○师司令部，把我从父亲贺龙身边抱回湘西洪江的养父瞿玉屏，因这年夏天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送药品时被日军飞机炸伤，在床上熬了小半年，在这时不幸去世。没有了宽阔胸脯的温暖和庇护，我这个流落在国统区的“小红脑壳”，再也不敢在洪江待下去了，养父的朋友按照他的临终嘱托，雇两条木船，沿沅水顺流而下，把养父的棺木和他丢下的孤儿寡母，从洪江转移到湘西的另一个小镇乾州。

　　乾州是一座更小也更精致的小城，同样也临水，只是从小城边流过的万溶江，与流经洪江的沅水和澧水比起来，就像涓涓细流。街道也不似洪江繁华，街道两旁虽也挤满了屋角相连的小楼，小楼的门楣上也雕花，却少了许多深宅大院，且多为木楼、砖楼，也有土楼，带着更古老和更简陋的湘西原始风貌。唯有两旁小楼夹着的一条条盘亘交错的石板路，与洪江有几分相像。只因小城更小，更局促，人也更纯粹，那些石板路便也更窄，更有曲径通幽的意味。

　　初到乾州，有种一滴水落在井里的感觉。小城异常僻静，白日漏下的阳光，夜间漏下的月光和星光，伴随着阴晴圆缺，把一条条石板路映照得愈加幽深。脚踏在石板上，往往只听见脚步声和说话声，却看不见人。好不容易有个人影，一闪便不见了，原来他们和你走的原本就不是一条路。夜晚在巷子里走，总感到有人在追你，鬼鬼祟祟的，你停下来，那脚步声也停下来，吓得你汗毛都要竖起来。如此几番折腾，才明白，身后根本没有人，是自己的脚步引来的回声。

　　在小城里住了些日子，胆子稍大些，我沿着通往江边的石板路走出城门，便看见清澈见底的万溶江缓缓地流来，又缓缓地流去。江边的山坡上青郁郁一片，长满结着累累果实的橘子树。身边则熙熙攘攘，不时有提着木桶或端着木盆的女人走过，她们不是去江边淘米洗菜，就是去洗衣服。有的既淘米洗菜，也洗衣服，样样不误。小城的人特别爱干净，在家用皂角把衣服洗过，再去江边用棒槌捶打，用清水一次次地漂。在清晨的薄雾中，一阵阵捣衣声，此起彼伏，如梦如歌。

　　发现江边的恬淡和幽静之后，我经常从家里溜出来，坐在江边的某块麻石上发呆。在这样一个地方，两眼茫茫，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来寻找我；我乐得清静，可以痴痴地凝望流水，凝望远处莽莽苍苍的山冈，半天不挪位置。一个眼看要到十一岁的孩子，此刻也有了自己的心思，自己的向往，身体里仿佛有一种东西在缓缓打开。

　　养母发现这个秘密，并不感到惊奇，也不再担心我会跑丢了。她顺水推舟，把一只洗衣用的木盆和棒槌交给我说，捷生，你也不小了，既然喜欢往江边跑，那就捎带去把衣服洗了。在她看来，我们孤儿寡母地流落在这座小城，就像鸟儿衔来的两粒草籽，鬼都不认识你，谁会注意你在什么时候生根了，什么时候发芽了？但生活还得照样过下去，小丫头既然长成了一个小姑娘，就得去做该做的事。

　　我们租住的周家大院，是乾州少有的一个院落，有前后院两进。前院有花园，可种花种草；后院有果园和菜地，种着柑子和柚子。是战乱不休的缘故吧，当我们住进这个院子，它已呈现出颓败的迹象，掉落的墙皮没人补，台阶已多处破损，屋檐下的檩条经过雨水的的腐蚀，有的已耷拉下来；花园里压根儿看不到花，满是枯黄的狗尾巴草。

　　院子里住着周家和黄家两个家族，都不算兴旺，其中周家的父亲在凤凰当过县长，妻子是苗人，算是官宦人家；想是在别处另有房产，县长夫妇难得一见，长年住在这里的是他们的一个儿子，叫周洪渊。熟悉后，我叫他周大哥。这个后来在解放初期被冤杀的人，在杭州读过大学，性情温和，文质彬彬的，看上去颇有教养。他娶的女人，因名字里有个翠字，我们都叫她翠姐。翠姐虽然没读过什么书，却天生丽质，是小城里的一枝花。黄家是生意人，只顾在外面打拼，请了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帮助管家，大家叫她麻子奶奶。遗憾的是黄家无子，从兄弟家过继来一个小女孩，与我差不多大，后来成了我的朋友。

　　对照周、黄两家，说养母和我也住在周家大院，不如说是蜷缩在这座大院的屋檐下。因养父突然离世，家里断了经济来源，又流落在举目无亲的他乡，家里很快露出了窘迫又寒酸的败相。可怜我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姑娘，无人疼无人爱，扫地、洗衣、倒马桶，样样都得学着去做。我穿的衣服是养母穿旧了不要的，套在矮小瘦弱的身上，晃晃荡荡的，像个小叫花子。脚上穿的鞋也是养母穿破的，最让我感到尴尬和羞愧，因为两个大脚趾老是钻出来，像对外面的世界感到惊奇；院子里哪家来了客人或陌生人，见面先把穿着破鞋的脚缩进肥大的裤腿里，实在藏不住了，就把大脚趾勾回去，不让它们钻出来丢人现眼。

　　如同从笼子里放出的小鸟，乾州给我带来最大的欢乐，是能背着书包去上学了。由于养父健在时请得起家教，给我打下了学业底子，当养母领着我去当地的一所小学报考时，竟然直接考取了五年级。

　　周家大院临近小城的西门，通往学校的那条不短的石板路，须经过观音堂、县衙门、县政府。早晨自己扒拉几口剩饭，踩着高高低低的青石板，啪哒啪哒地跑去上课，得走半个多小时。而且每天要三个来回，上午上学一趟，中午回家吃饭一趟，夜里去上晚自习又一趟。

　　实话说，像我这种境况，在该上学的时候没有失学，已经是件相当幸运的事了。否则，推后十几年，我是不可能考取北京大学的。因而，我对乾州的记忆，其实就是穿着一双破旧的鞋，去上学的记忆。

　　一个已经知道羞耻的少女，穿着一双肥大的露出脚趾头的鞋，每天跌跌撞撞地走去上学，沿路上，就像拖着两只小船，那样子实在有些古怪和滑稽。有时走得急了，左边的鞋踩上右边的鞋，人就像鸟儿那般飞出去。这让我深深地记住了小城石板路的冰凉和光滑，记住了我常常在路上摔跤，虽不会磕出血，但马上就会鼓出一个包来。无比狼狈的是上晚自习，别人家有人接送，还有手电、火把什么的一路照明，我却只能就着月光和星光，像个幽灵似的独自来回。遇到阴雨天，路上黑漆漆的，只能高一脚低一脚地凭着感觉走，或者偷点别人家漏出来的灯光；因鞋太大，穿在脚上空空荡荡又滑溜溜的，有时候走着，走着，不免踢出去一只，得停下来像摸鱼那样摸半天。

　　到了夏天，我干脆光着脚走路，把鞋拎在手上，像拎着两条臭哄哄的咸鱼。不过，这样反倒走得更快了，更稳当了。哪天起晚了，怕上课迟到，索性一路小跑，任两只脚劈劈啪啪地打在石板上。那种从脚板心传来的冰凉又微痒的滋味，至今想来，仍感到麻麻酥酥的。

　　小孩子见面熟，大概过了两个来月，我认识了在黄家帮佣的麻子奶奶，还有他家过继来的小女孩昆玉。周家的周洪渊大哥，还有他长得漂亮的女人翠姐，也叫得出我的名字。麻子奶奶心善，嘴碎，带着昆玉睡一张床。她见我和昆玉常在一起玩，也像待昆玉那样待我。有时玩到深夜赖着不走，麻子奶奶便会收留我，让我跟她们一起睡。她睡一头，我和昆玉睡一头。麻子奶奶人老了，喜欢说俏皮话，经常和我们两个孩子闹着玩。她看见我鞋子上的破洞越来越大，说造孽啊，造孽啊，接着逗昆玉，说昆玉呀，你和捷生是好伙伴，你看她穿着这么双烂鞋去读书，几丢人啊，你把鞋借给她穿几天吧！我说过，昆玉不是黄家亲生的，脚上也只有那一双鞋。听说麻子奶奶要她把鞋借给我穿，吓得大冬天的从床上蹦下去，把自己的鞋宝贝似地提上来，抱在怀里睡觉，生怕我在她睡着的时候把她的鞋穿走。

　　周洪渊大哥和翠姐就在这个时候主动走近我，对我表示格外的同情和亲近，尽管事后证明，这与他们有个儿子有关。周大哥的儿子叫周万印，比我和昆玉小几岁。我上学后，周大哥也把儿子送到了同一所学校，读一年级。周大哥和翠姐都在外面做事，于是，送小万印上下学便成了一件让他们头痛的事情。

　　是就要过年的日子，学校准备组织聚会，我正愁着脚上的鞋子穿不出去，周大哥忽然给我送来一双新的回力鞋，穿在脚上正合适。我久久地把那双鞋捧在怀里，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心里那种高兴啊，仿佛有一朵花在盛开。当他说出请我帮他们接送儿子上下学时，我当场答应了。因为周大哥送给了我平生最想得到的一样礼物，给了我一个少女最不想失去的脸面。我想，这多贵重啊，没有理由不答应他。

　　第二天，我早早穿上那双鞋，高高兴兴地去接周万印，然后牵着他一起去上学。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鞋脱下来，掸去泥土，小心地放好。这样一日三次，不厌其烦。怕早早地把鞋穿坏了。

　　周万印个子矮，还未长开，连鼻涕都不会自己擦，有时候还会撒懒，自己能走也不走，我只好背着他走。夜里去上晚自习，还有下雨下雪天，几乎每步路都得背，但我从不逃避，从不抱怨。

　　尽管还是走那条光滑如镜的石板路，尽管我小小的年纪，小小的身子，经常背着一个和我体重差不多的小男孩在上学的路上来回走，每天被压得呼哧呼哧的，但就因为脚上穿了双体面的不再露出脚趾头的鞋，从此我感到在人前人后，终于抬起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