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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中的文化名流

《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 “寻找真相的传统不能断,关心弱小的道义不可绝。”李怀宇在新书《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漓江出版社)中认为:“聊天中常常会碰出思想的火

《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

  “寻找真相的传统不能断,关心弱小的道义不可绝。”李怀宇在新书《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漓江出版社)中认为:“聊天中常常会碰出思想的火花,而聊天的空间往往蕴含着一种莫名的‘气场’。”我在这本书中,则看到了当代文化学者的思索与探求。

  这本访谈录,是当代文化学者的人生经历与思想状态的珍贵记录。余英时、金耀基、李辉、何莫邪、蔡澜、梁文道、杨锦麟……尽在书中展现他们的智慧与洞见。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他们有的虽饱经沧桑,却仍然在文化领域上下求索,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殊为可敬。书中访谈的内容,大多涉及学术文化、历史人生,从中可以探求一些知人论世的史料和真知灼见。近距离的访谈,展现了这些文化学者多彩的内心世界,也阐释了他们对生命、艺术、财富、文化、理想的理解,从而整理出一套当代文化的多元答卷。

  这些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观点和看法,有益于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的历史,乃至一些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于辛亥革命,余英时说:“我不认为辛亥革命以后都像政治一样,全是乱七八糟。我不是歌颂那个社会,那个社会当然有许多落后的现象,知识程度也不够高,但是,如果假以时间,多设学校,慢慢就会变好的。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体制在暗中摸索,往前走。”文化学者金耀基则认为:“孙中山是一个有历史与世界眼光的人,他的百年前的思想,在今日全球化的时代,对中国两岸仍然有重要意义。”

  学者们谈论文化断裂,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传统文化面临的难题,是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被削弱的部分毕竟是我们熟悉的东西,补救不会有太大的困难。美国汉学家何莫邪认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处处有钱,把什么都水泥化。开开窗户,看到的东西都是刚刚水泥化的。那么丰富的国家,把全国都水泥化,把所有保存的有趣味的建筑都已经拆光了,但是新盖的更糟糕,越来越糟糕,没有一点意思。所以,把中国这样一个丰富的国家,弄成水泥化的没看头的地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悲剧,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时代在变,文化学者的作用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既然称为思想人,就要有外界风云变幻而我独行其间的洒脱,可忧虑、可批评,但不可随波逐流。作家李辉认为,19世纪西方是以传教方式影响中国,进入20世纪后是以新闻方式影响中国。19世纪末新闻的通讯手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有电报、电话,派驻中国的记者就多起来。在1949年以前,外国记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乃至对革命、战争的影响,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是我们不能忽略和避而不谈的。比如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在斯诺家策划的,斯诺和斯诺夫人的回忆录、黄华的回忆录都谈到这个问题。读后,会让人拓宽思考的空间。

  读书时,明显感到受访对象的性格各不相同,而他们在访谈中却都无保留地袒露心声。听他们畅谈文化,嬉笑怒骂,臧否人物,元气十足。掩卷沉思,真正的文化人,其根本落脚点还在于文化。梁文道说:“任何一个社会,出现集体的自我反省都是一件好事,都是一种希望,才会有动力去改变。”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聆听这些文化学者的教诲,会让我们多些宽容,多些理性,然后留给自己一个独立思考的角落。 (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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