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离不开对人性的思考

　　战争究竟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战壕里的战士，究竟是高大全的英雄，还是普通的凡人？对于战争，究竟是向往和歌颂，还是悲悯和思考？文学究竟是意识形态的延伸，还是对人性的探索？这是瓦西里耶夫之前的俄罗斯文学家们反复争论的话题。

　　显然，瓦西里耶夫是中庸的，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人既被伤害，也在成长，苏玲说：“纯洁、善良、美好，在战争中悲剧性地毁灭，然而战争中的人们，也在慢慢成长。”

　　这就是瓦西里耶夫，这就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它颠覆的不仅仅是“正义的战士光荣伟大，侵略者卑鄙拙劣”的浪潮，同样也颠覆了“战争罪恶暗黑论”。他让人们记住伤害，学会成熟。

　　回望 黎明之前的交锋

　　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前，俄罗斯战争文学经历了两次截然不同的思潮，针锋相对、南辕北辙。

　　要认识瓦西里耶夫，需要了解这两次不同的文学潮流。苏玲说：“俄罗斯有非常强的战争文学传统。卫国战争之后，俄罗斯战争文学第一次浪潮来临，英雄主义的激情正浓，理想主义方兴未艾，文学作品着重描述人们对于正义战争的歌颂，对于侵略者的痛恨。在当时，战后人们对于英雄的赞颂，原本对于凝聚民族精神有很好的作用，但很快走上了极端，场景宏大却单调，人物开始变得脸谱化、简单化。所有的英雄人物都是高大全的，没有人性的矛盾与冲突，理想化和英雄化的人物成为文学塑造的主要方式。代表作比如爱伦堡的 《暴风雨》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

　　然而，时间在不断流逝，战争的余韵慢慢变淡，使得人们重新思考战争的真相。“英雄英明神武，敌人卑劣胆小”的模式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苏玲说：“上世纪50年代左右，战壕真实派开始出现，他们着重于以纯粹的人性尺度去创作，去渲染战争的恐怖和非正义，试图重新发现战争中真实的人性。以巴克拉诺夫的《一寸土》、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贝科夫的《第三颗信号弹》等为代表，这些作家大多曾亲历战争，他们的故事常限于局部的战场，短暂的时间之中，不注重描述赫赫的战功，而是以普通的士兵、下级去发现可见的战争，往往渲染战争的残酷、恐怖，人类求生的欲望，甚至描写许多胆小鬼、逃兵、叛徒，并且多有同情，使战争文学从崇高热血的极端走上另外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