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近代中国》

　　胡适在某个地方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忘记补充一句：无论怎样打扮，那面容看上去总是不够真实。

　　对历史的妆扮，并非虚构与编造，而是将业已发生的事情按照某种线索性因素编排起来，形成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并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强化线索性因素的正确性。靠着线索的作用，历史被建构成这样或那样历史主题下的运动轨迹，所有历史叙述都围绕着主题而展开，这就是所谓“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本身和化妆术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以实际存在为依据，通过某种手法突出其要突出的部分，淡化与妆扮目标不一致的存在，以求创造出一个整体协调的全貌。显然，妆扮过后的面貌，与最初的真实存在并非同一事物，二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善”、“美”与“真”的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宏大叙事是对历史的刻意扭曲，它只是试图从纷繁多变的历史事实中寻找一以贯之的主题，把某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同时，在一定的篇幅内对一段历史做概述，也必须要做内容的剪裁，这种剪裁也只能以叙述主题相关的内容为重点，使其在历史上的特殊意义越发突出。

　　在宏大叙事展开时，近代史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页。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半个多世纪，中国近代史的叙事结构、时代主题与历史走向，都曾备受关注。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史学危机”以来，宏大叙事日趋式微，而代之以个案研究。在今日，这一问题不但在专业领域处于失语状态，在公共史学领域也被各类趣闻轶事所遮蔽。

　　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如果只强调旧有叙事方式的缺陷，只不过是重弹“史学危机”的老调，若没有对先前各种叙事结构的理性分析，恐怕很难从泥沼中抽身。

　　李怀印认为，“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作为中国近代史叙事的两种主要取向，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前者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历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民族国家的举动能够推动现代化的实现；后者则认为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在外有列强欺凌、内有王朝压迫的环境下，革命成为时代主题，一次次的革命不断涤荡着旧时代的基础，而这一阶段的历史更应以共产革命的胜利作为终结。

　　因为对近代历史的最终方向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叙述历史的过程时，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各自选取最能体现其叙事主题的事件作为历史的关键点。比如，现代化叙事会选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三民主义”作为重点描述对象，除了义和团运动作为反面例证外，其他几个被描述对象都是被充分肯定的。与之相对应，革命叙事则会选择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作为正面描述对象，强调这些运动的抗争色彩与革命性，而对洋务运动持否定态度。线性的历史描述会剔除很多偶然性因素，也会对很多对历史结果不造成影响的事件采取忽略的态度，比如近代史叙事中，可能徐悲鸿个人绘画风格的转变就不会作为重要的环节被考察，蒋介石在某一天的日记里表现的个人情绪也不会被看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当代的很多史家非常强调这些历史细节的意义，并以书信、日记、档案等材料为依托，展开他们的研究，对原有的线性历史叙述进行冲击。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生动鲜活的细节考察，很多时候是在线性叙述的框架下展开的，如果线性结构的历史主叙事是坐标系的话，他们的研究就是在确定某一个坐标点的位置，或者其位移过程。一个又一个坐标点的发现和确认，有时会对坐标系的绘制提出修正，但不能取代坐标系，更无法取消坐标系。

　　在专业领域，作为历史坐标系的宏大叙事不可缺席，在公共史学领域，它也同样重要。趣味性的历史阅读是消费行为，而非完整的认知行为。坐标系的重新确立，对于“述往事，思来者”的意义不言而喻。重建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坐标系，总容易让人忧虑，学者和公众都认为重建近代史叙事会与曾经烜赫一时的革命叙事相冲突，事实未必如此。在李怀印的分析中，现代化叙事在二十世纪末遮蔽或者说代替了革命叙事，而从线性的近代史叙事来看，革命叙事未必是不正确的。只要不将其作为近代史的终结点，就有可能重构完整而立体的近代图景。

　　如果说，过去的近代史叙事有一种“淡扫蛾眉朝至尊”的霸气，未来的近代史叙事，因其对历史和学术的敬畏，应该有点“画眉深浅入时无”的羞怯吧。